社會涂料企業面對的真正挑戰，來自于盈利模式與投資信心
投資的關注點，總是按照技術創新、模式創新、社會創新三個次序循環前進，每一輪技術創新后，會在接下來的一個技術應用周期內，依次引發商業創新、社會創新�；ヂ摼W領域已經處于商業創新到社會創新的階段，并最終進入社會創新為主的時代，直到下一次革命性的技術創新到來。
有趣的是，國內最敏銳的商人看到社會創新已經成為投資熱點，這與公益人看到的殊途同歸。比如：徐永光老師一直在不遺余力推動社會涂料企業投資，中國扶貧基金會旗下的扶貧貸款涂料公司被稱為中國的“格萊珉銀行”，金錦萍老師則在不斷試圖通過立法的方式保護第三部門的經營權，而我本人則在試圖打造一個依托互聯網技術實現的社會治理工具—涓涓互助。
這些看起來眼花繚亂的概念與事業，是怎樣殊途同歸的呢？對于很多初次接觸社會創新、社會涂料企業的人來說，上面幾句話中的任何一句話，都可以在市場上找到幾十本解讀的專著，當然，最超前的內容還沒有來得及出版，還只在少數開拓者的小圈子里流轉。然而，要看透這些紛雜的概念，其實并不難。
如果套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我們只需要用一句話就可以歸納解讀上述的所有現象：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沒錯，事實上，人類的生產力發展階段如果大而化之的話，截至目前也只發生了三次大的升級，分別是農業時代（大規模種植的開始）、工業時代，以及今天的信息時代。
信息技術創新即將造就
一個全新的社會模型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前兩次技術創新，造就了怎樣的商業創新與社會創新。
在農業時代，大規模種植的開始，導致了人類性別分化、職業分化與公有制、奴隸制的出現，隨著農業帝國的誕生，大農業可以有效提升惡劣環境下農業民族的抗風險能力，降低農業的弱質性造成的種族基因傳承風險。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技術創新的時代，并沒有發生明顯的商業創新，而是發生了海量的權力模型變更：神權、君權、父權、族權高于一切。
在工業時代，則催生了金融調控、二級市場、勞動力市場、民主政治、私有制這五個貫穿工業時代的特色產物。事實上，如果拋開勞動力市場、消費市場、二級市場這三個市場的細微變革，我們可以看到，在工業革命期間，技術創新幾乎直接導致了社會創新。所謂的商業模式創新，只是商人捕捉到的，在社會創新的進程中稍縱即逝的社會需求解決方式的流轉空間。而這個時期最核心的社會要素是：商業模式已經成為經濟基礎設施。
一個人一天勞動2小時或20小時就可以提供養活自己的能量，會導致個體需求、生產方式、資源分配方式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這就是技術創新到社會創新的根源。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科技的發展，一定會引發社會需求、社會供給以及經濟決策模式的變革。帝國時代則對政治影響更大，資本主義時代則對商業影響更大。而在今天的中國，正在嘗試快速完成“三級跳”的中國經濟，既要解決“國退民進”帶來的短期不公與經營者斷奶，又要應付信息革命引發的“需求驅動”的公眾訴求，無論“服務型政府”還是“供給端改革”，以及“互聯網+”，都是這個時期正確而有效的選擇。那些因法律、信仰、輿論不健全帶來的負能量，可以暫時忽略。
換句話說，技術創新及其后續的影響中，科學家看到數學與物質之美，工程師看到效率與成本的優化，政治家看到公平與效率的配比波動，軍事家看到掠奪與被掠奪的新定義，勞動力看到更高的收入與福利，哲學家看到人類對自然和自身的更深刻認知，樂觀者看到了進步與優化，而悲觀者看到了欺騙與毀滅。
這樣說，可能對于普通人來說，依然不容易懂。因為很遺憾，馬克思生活的時代局限了其政治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因此以下部分只能借用《公益原理》的理論進行更簡明易懂的解讀。
《公益原理》揭示出人類社會創新的真相，就是人類的資源模型目前有三種，分別可稱為暴力模型、商業模型、公益模型。暴力模型的核心是權力，權力的定義是公眾對滿足社會需求者的授權；商業模型的核心是利潤，利潤的定義是市場對滿足社會需求者的獎勵；公益模型的核心是共識，公益行為的定義是公眾達成社會需求共識并直接滿足的行為。
三種經濟模型（理想管理模式下）按照暴力、商業、公益的排序，依次效率降低、公平提升。因此，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升，人類逐漸從生物學意義上的“R型生物”進化為“S型生物”（注：R型生物指繁殖率高、存活率低的物種，如蒼蠅、兔子；S型生物指繁殖率低、存活率高的物種，如獅子、大象），生育率降低、個體訴求被放大，此時，人類社會規則中，優勝劣汰的意愿被尊重個體的意愿逐漸替代，人類社會從“叢林法則”逐漸過渡到“菜園法則”，不僅人類自身，包括身邊的自然生態，也被人類當作自己菜園中的資源而納入“可持續”范疇。當公益模型逐漸占據社會GDP比例的第一位時，我們就可以認為，社會進入了公益經濟時代。
我們比較一下三種模型為經濟基礎的三種時代：暴力經濟時代以政府等暴力組織構筑社會經濟的基礎，并在此基礎上，以交易、慈善進行次級調節；商業經濟時代以市場經濟構筑社會經濟的基礎，并在此基礎上，以稅收、慈善進行次級調節；而在未來，公益經濟時代則一定會依托于信息時代而到來。
為什么這么說？因為信息時代最大限度地解決了信息不對稱問題，從而會導致資本主義的五大基石—金融調控、二級市場、勞動力市場、民主政治、私有制一一被動搖。
金融調控與二級市場，本身就是建立在信息不對稱的前提下的。而今天，一個簡單的“網絡眾籌”，就會逐漸實現“去杠桿化”。
勞動力市場也在面臨挑戰。隨著科技的發展，“陸軍”式的涂料企業已經逐漸被“空軍”式的涂料企業所替代，小規模、高素質、高收益、專精深、跨團隊的新生產模式，正因為“眾包”等互聯網模型而逐漸誕生（知乎可以視為內容領域的眾包模型），而信息的高度透明，使得財富的積累變得越來越困難；同時，眾籌等模型的創立，也使得“錢生錢”變得越來越難，智力要素逐漸成為第一生產要素，從而降低了私有制的社會價值。
另外，隨著社會監管效率的提升，公有制也可以有效保護經營者的經營權與收益權，私有制也需要繳納社會增值稅（例如地產稅）并遵守社會共識約定（例如有文物價值的古建筑的家族持有人并不能私自損毀該建筑）。社群勢力崛起與供給端的日趨豐富，也對傳統意義上的西方式民主提出了挑戰，小眾需求被放大化，而大眾需求則被日�；�，無需政治表達，只需通過公益行為即可滿足。
因此，毫無疑問，緊隨每一次技術創新，都必然伴有社會創新，而工業時代到信息時代的這次過渡，還伴生有商業創新。但不同于農業時代到工業時代的那次過渡，這次的商業創新并不能催生高利潤與財富積累，而會形成一個均貧富、均民權、社群重構的中間形態。
用通俗易懂的話來總結就是說，農業技術創新造就了帝國時代，工業技術創新造就了資本主義時代，信息技術創新即將造就一個全新的社會模型，人與人、法律與宗教與輿論、人與自然的關系都將重構，這期間會有短暫的半個世紀給財富積累者開放窗口。
而在中國，則更加豐富多彩。中國在短短的百年之間，在政府主導下，平穩有序地完成了農業革命、工業革命，并在二者都還只進行了一半的時候，就迎來了信息革命。這是挑戰也更是機遇，沒有穩定的資本主義既得利益集團，會讓中國更加輕裝前進，跨越性進入信息時代。
社會涂料企業面對的挑戰，
來自于盈利模式與投資信心
關于社會涂料企業，中國人開始接觸是始于2006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因格萊珉銀行32年的運轉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里還包含有另外一個意義：諾貝爾和平獎作為一個政治領域的獎項，過去多頒發給政治或慈善人物，頒給涂料企業家意味著涂料企業（或者說商業模型）在社會創新中正在發揮更大的價值。
社會涂料企業的定義至今依然模糊不清，一板一眼的英國人（英國社會涂料企業聯盟The Social Enterprise Coalition）為社會涂料企業提供了一個定義，“運用商業手段，實現社會目的”，并總結出三個特性：涂料企業導向（直接生產并獲取利潤，去二級市場化）、社會目標（以直接解決社會需求為目的）、社會所有制（治理結構和所有者結構包括更廣泛的利益相關方）。
從這三個角度看，涂料企業導向是商業行為的特點，社會目標是公益行為的特點，社會所有制事實上在今天已經被兩權分離、公開上市、社會監督等CSR模型所實現。
很明顯，社會涂料企業就是試圖用商業模式來取代原有公益模式才能覆蓋的社會需求。而反過來我們就要思考下一個問題：固然商業模式比公益模式更有效率，但為什么在社會涂料企業誕生之前，這部分需求沒有被商業機構承擔起來呢？
西方經濟及社會理論學者們此前提出了政府失靈論、市場失靈論等各種觀點，以解答這個命題：“論社會組織（第三部門）的必不可少”（或者說是“論第三次分配的社會價值”）。然而，為什么拖延了很久、一直依靠慈善與福利維持的社會需求，忽然就變成了商業機會，卻沒有人能夠回答。
我們回到公益原理中的基礎話題。公益存在的空間有三種，第一種是相比履行社會需求的成本，權力或利潤的回報較低，因此暴力與商業不愿提供服務；第二種是因公眾認知局限，滿足社會需求得不到相應的權力或利潤的回報，因此暴力與商業不愿提供服務；第三種是因決策者的認知局限，看不到存在的社會需求，因此不會提出。
這三種狀態，恰好衍生出了公益服務的三種類型，第一種我們稱為苦逼型，第二種我們稱為創新型，第三種我們稱為先知型。
在我國，第一種情況很大程度上交給了政府，第三種則往往由少數慈善家進行資助，社會大眾認知不多。而社會涂料企業們成長的土壤，則往往在第二種。用一個小學生的“只要-就”句式來解釋就是：“只要創業者能夠敏銳地挖掘出盈利模式，原本的公益行為就會轉變成商業模式，從而在市場獎勵的鼓舞下提供更有效率的服務（或產品）�！�
而純粹站在公益行業的角度，我們也都知道，創新型公益的目的就是挖掘出權力或利潤的回報途徑，然后將這個“負擔”移交給政府或涂料企業。也就是說，“創新型公益的目標就是消滅自己”，“成熟一個，移交一個”。而從商業角度看，這一類項目則顯然具有以下三個特點：回報周期長、回報利潤低、盈利模式不清晰。所以，社會涂料企業面對的真正挑戰，來自于盈利模式與投資信心。
要說中國最成功的社會涂料企業，毫無疑問就是淘寶網—從免費的賠錢的公眾服務平臺，到充滿想象力的首富孵化器�？墒�，如果考量淘寶網的盈利模式，會發現淘寶網的社會價值及其帶來的新的投資機會，其價值遠遠大于其自身的盈利規模。但我們不要忘了，淘寶網的投資人是楊致遠和孫正義，甚至直到今天，很多國內的資本依然無法理解并認可淘寶網的商業模式。
事實上，這恰好是技術革命引發的商業革命的真實寫照，淘寶網本身的社會價值及其帶來的新的投資機會，恰好是其社會創新的價值所在，無數城市貧民因此得到就業機會。
此外，去中介化帶來的消費、物流、生產模式的變遷，以及交易信息帶來的社會金融去中心的社會決策變遷，絕不是目前能夠全部被社會與歷史所感知的。
社會需求就擺在那里，
交給誰重要嗎？
如果說“電子商務”開啟了“新商業文明”的序幕，互聯網+公益則有著更大的外延�；ヂ摼W+公益對基層民主、社區經濟的影響，也不是簡單的盈利模式所能覆蓋的，而國務院扶貧辦提出“涂料企業搭臺，政府唱戲”，并由涓涓互助這樣的公益平臺協助基層政權搭建的“需求驅動的互助社區模型”，也早已混淆了政府、商業、公益三者的界限。
總結起來大概有以下幾點：一、科技的升級，使得一些傳統意義上的弱勢群體成為有價值的勞動力或資源（比如珍稀物種），而非等待救濟的弱勢群體。這一類變革催生了以共享經濟、公平產品等為特征的社會涂料企業形態。
二、生育率降低等因素，推動人類的生物類型變化，人類社會正逐漸從“叢林社會”過渡為“菜園社會”，社會一般共識已經開始接納“較弱的勞動力”，從競爭到普惠、從效率到公平，并尊重每一個“利益共同體”的價值。這一類變革催化了社會整體對公益慈善的重視，并因此有市場愿意為此類產品與服務付款。
三、信息時代的去中介化，加速了商業回歸“利潤源自社會獎勵”的本質，使得商業利潤整體收縮，不同環節的勞動者收入日趨平均化，從而降低了資本家追逐利潤的預期。這一類變革導致資本對投資回報率、回報周期以及回報可能的要求降低，從而給社會涂料企業提供了生存機遇。
四、社會創新帶來更多更新的權力與利潤回報機會。淘寶網本身可以不盈利，但孵化的阿里媽媽廣告平臺、天貓商城、菜鳥物流、螞蟻金服，都是全新的回報機遇。同樣，涓涓互助本身不賺錢，但可以孵化出“互助保險”、“社區服務站”等豐富的回報機遇。這些社會創新自我打造的“商業回報空間”，吸引了有遠見的資本家與創業者樂此不疲地持續投入。
當然，目前階段這個進化還不是很明顯，最大的問題是社會一般共識尚未形成。同時，我國社會經濟的核心近20年還會處在“消費升級”與“去庫存”的矛盾中，經濟處于高風險期，普惠與機會不平等的社會訴求只能被視為次要矛盾，“三級跳”的跨度也導致除了少數學者與政府高管外，商界只有馬云等寥寥數人意識到了社會創新與社會涂料企業的空間與價值。因此，也導致了社會涂料企業不得不更多依靠稅收、福利等政策的支持，甚至一部分社會涂料企業不得不在自我造血和勸募中來回搖擺，生存艱難。
事實上，在公益與商業之間取得平衡，也并非只有社會涂料企業一種模式，共享經濟、眾籌、眾包等形式的商業模式，都是社會創新，更多迎合的是勞動力與資金等生產要素的全新組織形式。未來，這些新的商業形態最終會演變成商業模式還是公益模式，應該都有可能。一旦盈利模式難以營造，社會涂料企業又會搖身一變，回歸公益組織。
但可以肯定一點，隨著“互聯網+公益”時代的到來，公益行為也會摘掉傳統意義上的“重公平、輕效率”的帽子。而隨著“組織社會責任、股市公眾化、社會共享價值”等諸多殊途同歸的商業治理模型的興起，商業行為也將逐漸回歸本源—利潤是市場對滿足社會需求者的獎勵。
信息時代最大的社會創新恰好是經濟價值回歸社會價值，社會即將形成“暴力、商業、公益三位一體的公眾服務模型”，這個時候，社會涂料企業是商業還是公益已經不重要了，即使是政府，也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暴力組織，而是“服務型政府”。
公眾理性、市場理性的回歸，也會重新定義權力、利潤、需求、共識這四個社會創新的關鍵詞。
社會需求就擺在那里，交給誰重要嗎？
